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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七一還上街? -- 我看七一大遊行
由零三年抗議二十三條開始, 每年七月一號回歸日, 民陣都會舉辦七一大遊行. 今年是第七年了. 有趣的是, 這反而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遊行. 到零六年我才真正開始關心民主發展, 上年零八年我真正有意參加這遊行, 今年經過再英國交流的幾個月, 我才真正感到自己有多麼渴望參與香港的事務. 發起叫朋友一齊遊行的同時, 卻得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回應. 以下是我對這些回應的回應. 有人問, 來到今年, 七一遊行的意義是否已經不再或變質? 這問題我在上一年已經覺得, 變質在某成度上的確是事實. 但這裡"變質"是中性詞. 這遊行的性質是由零三年主要為對抗二十三條立法對自由帶來 的威脅, 變為對民主的爭取, 再變為香港的民間社會對政府表達不滿的平台. 由於二十三條立法威脅的是民主參與所必須得自由, 所以遊行變為爭取民主是順理成章的. 往後各界借此平台表達對政府不滿, 好像使遊行有點out focus, 但再仔細看看, 香港人對政府的不滿根本沒有比遊行更有效的渠道表達, 而民主政制正是這種有效渠道, 則對政府不滿變為對民主訴求也是合乎邏輯的. 只要主辦單位繼續明確宣傳遊行的最終目的是追求民主, 那麼參加者也會認清他們是否認同然後參與. 另有些朋友問, 在回歸周年慶祝的日子舉行遊行是否有點"搞寸party"? 起初看來這不無道理, 但再想想, party的主人翁是誰? 是政府? 政府不是在人民之上, 而在人民之下, 除非這是封建社會的政府, 所以主人翁該當是人民, 特別是香港市民吧. 現在作為主人的在慶祝之餘也認為要反省檢討以求香港進步, 又有何不妥? 再者, 實行民主是去殖化的一步, 就是要去除服從於某政權而自己當家做主. 這是回歸祖國的一部分, 每年七一都當提醒, 直到去殖完成. 有朋友跟我說, "我去六四燭光晚會, 但我不去七一". 我想說, 六四只是爭取民主的一章, 不是結束. 毋忘六四, 只是毋忘這過去重要的一幕, 七一卻是現在, 是六四的民主夢的延續. 既然支持六四, 也請支持七一, 爭取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上第一個有真正民主普選的地方. 最後有朋友表示不支持泛民繼續爭取2012雙普選. 老實說, 他們這個姿態, 只是想強調要民主盡早到來. 他們擺甚麼姿態又如何? 更重要的是我們表達對真普選是認真的! 在此呼籲各位參加七一大遊行. 七一維園見! | | |
| 2009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我完全理解,要代入他人的處境,從別人的角度來看問題,是一件頗為困難的事情。畢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價值、信仰、觀點、主張……要將這些東西都暫時放下,而且還要嘗試以他的利益、價值、信仰、觀點、主張……來聽他的言論和觀察他的行為,通常都會感到渾身不自在。不過,或者因為我是念社會學的緣故,會較為習慣暫時保留判斷,先聽聽人家有些什麼話要講,讓他都將說話講完了,再了解講話或行動背後的想法。 身為社會學家,我相信那些就算是處於社會邊緣、弱勢處境,甚至被主流價值否定或被視為異類的個人或群體,他們的思想、行為都總有其一套邏輯或道理;我們不會因為個人的身分、背景或自己主觀上對某些人的抗拒而輕視他們的言論或行為。對「不受尊重的個人或群體」亦能夠一視同仁,是社會學視野的基本元素。在此我想補充一點,以上討論並不僅限於邊緣、弱勢或受排斥的社群,一視同仁的原則也適用於所有跟我們的價值、意見、立場不一致的人。對於異己,也不應從他的第一句說話開始便判定沒有必要再聽下去,接著一切所謂的討論都已集中在個人認為是非對錯之上,沒有其他對話的空間。 暫時保留判斷 在我看來,對自己最討厭的人仍能夠暫時保留判斷,是社會學的修養。當然,或者讀者會問:這與我有何相干?我不會要求每個人都學點社會學(雖然我肯定這會是一件好事),但假如我們真心相信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和一種有規範的民主政治的重要,上述這種暫時保留判斷和容許異己異見的存在的態度,應該是公眾議論與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可惜的是(至少從我的觀點來看),近年香港社會愈來愈缺乏這份耐性,所謂的辯論往往都是壁壘分明,屬於立場的宣示,多於真正的對話。 我每年都有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對陳一諤的六四言論自然難以認同。但不認同是一回事,是否需要立即狠批又是另一回事。整件事件的主體在於大學校園:陳君的言論能否代表港大學生?這由港大的同學來決定。陳君應否因其言論而受到譴責?這由港大的同學來決定。港大學生對六四事件有何立場?他們的學生組織有足夠的民主渠道來達成決議。我是說旁人沒有發言權嗎?當然不是,但他們最好有多一點耐性,看看大學生如何通過校園民主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很快的決定了對方應該是打擊對象,要將他的歪論撲滅於萌芽時期。 這裏涉及兩點: 第一,是給年輕人一點空間,讓他們自己通過校園民主的方式來辯論、決議。假如他們真的漠不關心,未有表現出符合其他人所期望的政治態度,那也是要接受的現實。覺得這樣有問題的人,應該想想之前為什麼未能有效在校園傳播相關信息,或之後有何補救辦法,而不是試圖阻止那自己難以接受的情況(例如年輕學生對六四事件的關注逐年減少)暴露於大眾面前。 第二,陳一諤要為自己那一番六四言論而接受批評,那是應該的。但這並不等於說批評他的人可任意將問題扯到人格(甚至有人提到他說的是否人說的話)。在所謂大是大非面前,我們還是要講規範、文明。 明顯地,很多評論人聽過陳一諤的六四言論之後,都沉不住氣,難以按住心中怒火,於是連珠發炮,而且語氣很重。本來我以為像我那一輩的「戰後嬰兒」才會容易失去耐性,將看不順眼的盡快整頓;經近月觀察,不難發現其實第三代人跟我們性情其實相當接近,當觸及切身問題時,一樣立即出手,絕不手軟。整個過程很快便成為了一個關於態度、立場之爭,搬出了大是大非的招牌,當中有關人等只能選擇站在其中一邊。
我明白那些狠批陳一諤的人的那份焦急。在他們眼中,陳一諤的六四言論客觀上是為鎮壓人民的威權政權開路,混淆視聽;若不及早打擊,恐怕會成為後患。從倡議者、動員者、行動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反應相當合理。面對當權派的意識形態,只有以同樣的方法對付,以一種立場跟另一種立場對抗。要在這場意識形態鬥爭中勝出,便要進行動員,把對方的聲音壓下來。在兩種言論對碰的過程中,立場、道德、價值、個人的氣節成為了判斷的標準。而雙方均訴諸群眾,由動員替代了辯論。 動員替代辯論的憂慮 上述現象令我擔心的原因有二。第一,是近年我們開始習慣了這一種立場鮮明,突顯道德或主張的政治表態,很快便將討論推到是非對錯、人格之類的問題上,在很多議題上都是一分為二,講「歸隊」、靠邊,少了一份自省。雖然這很多程度上是九七後對現狀的不滿但同時又受困於無力感的結果,但這並不等於因此而可以每次都要以動員的方式來處理問題,令討論的空間變得狹窄。 第二,而且更重要的是,動員或意識形態鬥爭的方式往往產生反效果,令更多年輕人自覺要跟政治保持距離。今天,假如我們以為某大學校園內存在一個敢於參與社會運動的學生會便等於該校的一般學生亦會持相似的政治態度,那很可能會大錯特錯。有人批評學生太現實,缺乏社會關懷,這是現實的一面。也有人批評學生只看到國內經濟發展的成就,欠缺深刻思考,這也是現實的其中一面。但現實的另一面是有同學不一定喜歡今次很多評論人那種大義凛然,我講出真相,你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姿態。 評論人表現的姿態和採用的一套論述,愈來愈跟年輕學生的生活經驗脫節,逐漸失去了說服力。不但缺乏自知之明,甚至將問題簡化為年輕人不濟事的表現。將陳一諤的出現視為政治滲透與破壞的結果,也反映出一些評論人沒有注意到他的想法並非局限於極少數;今次事件其實提醒所有認為要為六四事件中犧牲的市民做點事的知道,走進群眾的群眾工作十分重要。 其實我們身為市民,期望有的是開放的辯論——是以理服人,而不是要令對手難堪。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 |
| (Copied from http://hk.myblog.yahoo.com/jw!Ane75_aTHBbtGuuvvCk3ug--/article?mid=547)
一篇非常值得閱讀的文章 沒心機的,看啡色粗字 • 不會鬧事的一代/龍應台 今年5月27日的《紐約客》雜誌有這樣一篇文章: 我的母親生在柏林,僥幸逃過猶太人的大屠殺。今年母親節,我請她去看場電影。這部影片非常賣座,故事好像與非洲的黑人有關。排隊買票的行列很長。有一個年 輕白人在行列間來往發散傳單,勸大家不要買票,因為這部片子是南非製作的。排隊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樣:怪了;不看由我自己決定,不用你來告訴我。所以沒 人理他。 入場之後,燈黑了電影正要開始,前座的兩個年輕女孩突然站起來面對觀眾,大聲地演講,解釋這部影片如何地蔑視南非黑人的慘境,希望大家抵制。觀眾中噓聲四 起,有人不耐煩地大叫:這裡是美國﹔你要抗議到外面去!也有生氣的聲音喊著:我們付了五塊錢電影票讓我們自己決定愛看不看!然而有個微弱的聲音說:聽聽她 們說什麼也好! 但是群眾的喊聲愈來愈大:出去! 出去! 坐在我身邊的母親顯得很難過,她轉身對我說:那兩個年輕女孩竟然願意花十塊錢買票進入一個人人喊打的地方來──或許她們真有點道理也說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聲中,戲院的工作人員很粗暴地把那兩個女生架走了。燈又黑下來,但是沒幾分鐘,一個年輕人,帶著濃厚的英國腔,站起來說:這是一部充滿種族歧 視的影片──發怒的觀眾打斷了他的話,有人在叫警察,但這個青年毫無懼色,繼續大聲說:你們不讓我把話說完,我是不會走的!觀眾喊著:滾蛋!滾蛋! 不久,來了兩個警察,笑容滿面地把那家伙請了出去。 觀眾情緒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一個廿來歲、一臉鬍子的小伙子在後排突然站了起來說:我跟他們不是一道的﹔我跟你們一樣買了票純粹來看戲的。我只是想到,或 許對於這樣一個影響千萬人一生的問題,我們應該有個堅定的道德立場,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剛剛這幾個人這樣對被迫害的猶太人執著的 話,我的祖父也許可以活到今天,不至於死在德國的煤氣房裡。然後我就聽到一個非常熟悉沙啞的聲音突然響起:你說的一點不錯﹔你可別想叫我 閉嘴!發覺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站了起來,面對著整個戲院﹔她全身在顫抖。 這一則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許多值得爭議的問題來。譬如說,這幾個為道德感所驅使的年輕人有沒有權利阻止別人看這部種族歧視的電影,如果我也在戲院 裡,我會是憤怒的群眾之一,叫他們滾蛋 ;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權利主宰我的思想─這個電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過了再作決定。其次,如果這一撮以道德感為理由的小團體能打斷我的電影,那麼, 一個宗教團體、政治黨派、商業集團等等,都可以肆意地來強迫推銷它的理想,那個人還有什麼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惡也是個棘手的問題。它的種族隔離政策現在是千夫所指,萬人唾棄。南非的白人簡直是廿世紀的污點。事情的另外一面卻是:南非若由黑人自決自主,恐怕歧視與屠殺會比現況更為劇烈──看看烏干達!看看整個非洲大陸! 但是《紐約客》這篇短文令我沉思許久的,卻是這幾個年輕抗議分子的行為。他們不算少數﹔哥倫比亞大學在南非有金錢的投資,哥大的學生也曾經熱烈地示威過, 反對學校當局善惡不分和稀泥作風。而在戲院裡作亂的這些年輕人,事實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塊錢買票─對學生而言,五塊錢不是個小數目﹔進到戲院去讓群眾噓 罵,然後一次一次地被踢出來。這些人中,當然難免會有少數是為了幼稚的英雄主義或純粹嬉鬧,但大部分的,是為了一個道德立場,擇善固執的理想。在一個人決 定到戲院去事前,他必須先具有三個條件。第一,他關心這個世界﹔因為關心,所以才會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價值判斷。對南非種族問題的報導紛紜不一,他得自己決定站在黑白那一邊。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氣,充分到促使他付諸行動的地步。於是,他走到戲院去買票﹔五塊錢,他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們的年輕人呢?或者,縮小一點範圍,我們的大學生呢?有多少人具備這三個品質? 就我有限的觀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對社會的關心而言,我們的學生在大學的四面圍牆裡自給自足地活著,不常把頭伸出來。幾個月前,當十四位省議員集體辭職 時,我曾經對幾百位學生作過測驗,要他們寫下議員辭職的原因,結果正如預料,有少數給了支離破碎而模糊的答案,顯然是瀏覽報紙後的殘餘印象。百分之八十卻 很率直地回答:天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當然;因為缺乏興趣,不關心。坊間雜誌選出來的大學校園女生被人問到社會問題時,嬌滴滴地說:好可怕喲!吐舌頭。這樣大學女生為數不少,而 且討人喜歡。我們的學生不僅只對台灣本身的社會、政治問題印象模糊,對台灣以外的國際情況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亞的飢荒、烏干達的政變、南美的游擊戰、天主 教廷對墮胎與離婚的立場、菲律賓的軍隊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沒有意義。 沒有關心,自然沒有做價值判斷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嚴重的種族問題。當然就不必去思索誰是誰非,因為無從思索起。沒有關心,也就無所謂道德勇氣和道德 行動。非洲的幼兒可以死光,南美的軍隊可以強暴婦女,因為事不關己。海山的煤礦可以一崩再崩,桃園的古跡可以拆了又拆,內湖的垃圾山可以燒了再燒,事不關 己。大學四年之中,只有對象,一是把功課讀好,將來有滿意的出路。對社會的關心,對是非的判斷能力,擇善固執的勇氣,都不在大學的圍牆以內。 換句話說,我們的年輕人天真、單純、聽話﹔他們絕對不會到戲院裡去鬧事。 為什麼大學生的關心面那樣狹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環境不鼓勵,甚至於試圖阻礙,他對書本以外的興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沒說過這句話:只要把書讀好,其他 什麼都不要管!大學以前這樣說,為了應付 ;聯考。進了大學之後這樣說,為了應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書讀好,其他什麼都不要管?這個金玉良言是應現代科舉制度而產生的。讀書的目的在求技能,用來敲開一層一層考試的門。研讀哲學、歷史、文學、經濟等等,都不是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與了解,而是為了取得謀生的技能。因為這種技能與人生無關,所以可以什麼都不要管? 可是這個金玉良言實在是經不起考驗的。在其他什麼都不要管的前提下,書,本就不可能 讀得好。譬如讀經濟,一個學生可以用課本裡的各種定義與學理來解釋通貨膨脹;可是要他分析為什麼公務員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卻目瞪口呆,我們能說他書讀好 了嗎?譬如讀文學,他可以熟讀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寫篇論文討論制度與個人的關系,但是要他對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卻一片空白,我們能說他把 書讀通了嗎? 這個大千世界可以說是各個學科的實驗室。學生在黑字白紙之間所學到的理論與例証,都還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識帶到人生的實驗室裡去觀照驗証後,知識才 能落實。要我們的學生封閉在大學的圍牆裡,其他什麼都不要管,等於是把學問與人生割離,也等於要學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圖解學游泳,卻不沾水,或學解剖的人在 暗室裡看幻燈片學解剖,卻不動刀子。 我們的學生不會鬧事?因為鬧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張──不是報紙社論,不是老師的看法,同學的意見,而是自己的主張。對我們單純、天真的學生而言,獨立作價值判斷卻是件非常困難的事。為什麼? 高三那年,開始上三民主義。有個沉悶的下午,我在課本中看到一句話: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人的主義。 就這麼一句斬釘截鐵的結論。我以為自己漏掉了編者解釋引証的部分,把課本前前後後翻過,卻找不到任何闡釋。十七歲的我坐在書前,感覺到深深的挫折:要達到 這樣一個結論,課本編者應該一步一步來,先解釋中國人是怎麼樣的一個民族,然後說明其他主義如何的不適用於中國社會,最後才能邏輯地演繹出三民主義是最適 合中國人的主義這個結論。可是編者顯然覺得這些辯証的過程毫無必要。 第二天,在課堂上我請求老師解釋為什麼?老師很驚訝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氣地一笑,回答:課本這麼寫,你背起來就是。聯考不會問你為什麼。 在我早期的求知過程中,這個小小的經驗是個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課本編者與授課老師並不認為學生有自己作判斷、下結論的能力,所以才會有這種別問為什麼,記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態度。他們因此所剝奪於我的,是我求知的權利與獨立判斷的能力。 現在的教育方式和過去沒有太大的改變,我們的教育者仍舊習慣於供給理論,仍舊不習慣供給學生方法,讓他們自己去找結論。最能夠反映這種現象的莫過於作文題 目了。多少年來,任何考試中,學生面對的總是什麼學問為濟世之本,勇敢為愛國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滿招損、謙受益類的金玉良言。所謂金玉良言說穿 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來的言論,出這種約定俗成的題目可以塑造學生的思想,使他更緊密地成為傳統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義。但是這種思想傳遞根本上就 不容許獨創,不容許學生下自己的結論。如果教育者真正的興趣不在於學生對傳統的妥協與認同,而在於他獨立判斷的能力,那麼同樣的題目就應該以疑問的方式出 現:一分耕耘確能導致一分收獲嗎?你是否同意學問為濟世之本者,以挑戰的方式辯論;勇敢為愛國之本? 只有這樣不定結論,思想訓練才能真正刺激學生睜著自己的眼睛去觀察身邊紛擾復雜的世界,用自己的頭腦去理出頭緒來。當我們的教育者習慣性地把作好的結論拋下,學生也就懶惰地把結論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 ※ ※ 在我們的環境中,一個能關心、能判斷的學生,卻也不太能有任何道德行動。一般教育者對學生行動採取壓抑與抵制的態度,目的在求校園的穩定。 有一個專科學生被同學指控偷竊,教官在原告的帶領之下也確實在該生書包中找到贓物,但是在沒有聽過被告辯解之前,就令這名學生退學。幾個大膽的同學出來主持正義,要求學校給被告一個自我辯護的機會。 事情結果如何不論,學校當局對這些挺身而出的學生卻有個斬釘截鐵的態度,讀你的書,不要多管閑事。誰鬧事,誰就記過。 奇怪,為 什麼我們的公民倫理課一再地教導學生要見義勇為,要當仁不讓,要擇善固執,學生一旦實踐了這些美麗的道德理想,我們卻恐慌地去壓制他?學生對學校措施有所 不滿而投書、開會、抗議的時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機會,幫助學生學習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決問題,為什麼我們反而以記過處分作為鎮壓的手段? 為了表面的安靜穩定而扼殺年輕人的正義感,代價是否太高了一點? 敢於表達意見、敢於行動的學生在一次兩次的申誡記過之後,當然也學會了保護自己﹔他發覺,這個社會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氣或正義感。 我們的大學生是不會鬧事的一群。在考試、舞會、郊游的世界中,沒有什麼值得鬧事的題材。在是非善惡都已經由父母師長孔子孟子下了結論的世界中,沒有什麼難 題值得重新省思、費心判斷。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錯的環境中,更沒有什麼鬧事的餘地。我們的大學生天真、單純、安分、聽話。 可是,如果鬧事可以解釋為以行動來改變現狀的話,我們這不會鬧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憂慮了。四年一過,他就成為社會中堅一個不懂得關心社會,不會判別是非, 不敢行動的社會中堅!公車應不應漲價?不清楚。路邊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營機構虧了多少納稅人的錢?不知道。核電廠會不會貽害萬年?不知道。上司舞 弊應不應告發?不知道。台灣往哪裡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個滿足現狀的民族不可能進步,但是要對現狀不滿,一個人必須先有所關心,用心觀察,觀察之後作判斷,判斷之後付諸行動。關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對於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的一份愛,但是空有感情無濟於事,它必須有冷靜的理性的支持─判斷與行動需要堅強的理性。 台灣的現狀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已經有許多人在關心、判斷之餘開始了行動。最好的例子是消費基金會的推動者,他們已經鬧了不少事。台灣需要鬧的事情還很多很 多。以婦女問題來說,我們現有的婦女組織還停留在獻花、慰問、穿漂亮的衣服開慈善晚會與孤兒擁抱的階段。在同樣的社會版裡,我們讀到七歲的男孩被母親活活 燙死、十歲的女孩被賣到妓女戶、十三歲的女兒被養父強暴而懷孕、三十歲的妻子被丈夫打斷肋骨──我們天真可愛的校園美女覺得將來沒事可關心、可鬧事嗎?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國時報﹒人間》 | | |
| 潮語出題:是家長的錯,還是教統局的錯? --回應李越民同學社論 潮語出題一事引發的牽然大波,似乎已隨著考試的過去而平息,不過,事情似乎還有餘地值得我們去思考。 李同學於本月14日,在明報刊登了《考生對填鴨的愛恨交纏》一文,認為考生既不願放棄「填鴨」的安全感,又罵「填鴨」背書的吊詭心理。我們同意李同學說考生所以不滿,是考試所給予的社會流動應許消失了,也就是學生不能再透過回答標準答案來獲取高分,努力背書者不再獲勝。誠然,考生既反填鴨,又「不想不填鴨」,這樣理解的考生,實與精神分裂無異。再三反思,這真的是考生之錯嗎? 讓我們先瞭解「填鴨」的意思:當初批評香港考試制度填鴨,是因為這個遊戲要求我們搪塞一堆資料入腦,然後在考場不假思索傾瀉到考卷裡面,誰傾瀉得多而準便是皇者。後來大家覺得「填鴨」制度太嚴苛,學生痛苦地把資料硬背到答題簿中,又痛苦又不能訓練學生「批判思考」能力,社會才有反對填鴨的訴求。 結果,考評局為了順得哥情,出題開始刁鑽。從搞切榨到潛水怕屈機,每一屆考試,總要在同學的考試歷程上刺上烙印才安心。若我們認為考試是一個社會的擇優過程,便應承認,考生透過玩考試遊戲,贏了便可以有較佳前途。將心比己,如果你是考生,按照遊戲規則比賽,卻無法保證我得到合理結果,誰也會震怒。要注意的是,作為考生,考試沒有了所期待的應許,並不表示舊有的「填鴨」制度就是好事。說到底,這不是追求填鴨的心態,是考試能否擇優的反響。 社會壓力如何影響組織,一直是組織社會學的課題,特別是新制度主義者指出,組織面對外間壓力,有時會講一套、做一套(Decoupling),口裡提倡批判,實際卻不敢脫離填鴨傳統,這才是問題所在。考評局潮語出題,是否符合社會本身的要求?其實,潮語出題本身沒有問題,問題是,題目背後仍蘊藏著一個標準答案——要猜中出題背後邏輯才得分的標準答案。出題新奇,原意是不要讓考生死背標準答案,但考評局陽奉陰違,又要新奇又堅持標準答案,結果是治標不治本。學生只好胡猜,可是他們永不知道改卷者抱持甚麼標準,因為出題者很可能依樣葫蘆,出了新奇題目,卻不知新奇精神何在。 我們應怎樣理解考試?以托福(TOEFL)雅思(IELTS)為例,儘管這些英語評核試十分公式,可是他們仍能維持考試的核心功能,即選材擇優,反觀近年公開試,擇優潛水,答案屈機。云云學子,只想要一個能夠認真分出學科知識優劣的考試,批判填鴨反是次要,真正要檢討的,應是政策制定者本身了。 (主要係樂天操筆, 只係合併左我諗法落去, 所以用兩個人既名投稿, 終於明報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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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日是聖火傳遞的大日子, 也是敝人平生第一次響應社會運動, 買了件橙色polo來穿. 橙色代表甚麼? 是代表中國的紅色加上代表人權的黃色, 也就是要關注中國的人權. 爲甚麼我會響應? 除了因為程翔和胡佳, 更重要的是因為高志活. 高志活是國殤之柱的創作人, 來港是要用和平的方式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 卻被拒入境. 這確實使我驚訝. 說是特區政府自作聰明也好, 說中央政府有下達指示也好, 都反映中國容不下言論自由, 容不下直言進諫. 而言論自由亦為人權的一部份. 事實上, 拒其入境搞出了反效果, 街上穿橙衣的人數比想像中要多. 與此同時, 不能否認, 我一個人穿著橙衣走在街上是有點害怕的, 怕會被人打. 但又想如果被打, 我更加該穿這橙衣, 以免人權在香港在中國消失. 我假想了自己被一名紅衣人指罵的時候該怎麼回應: 一. 要說明穿橙衣, 不是支持藏獨, 而是要中國改善人權, 履行申辦奧運時的承諾, 泱泱大國, 豈能信口開河? 二. 穿橙衣其實亦為愛國, 只是愛之深, 責之切, 高興奧運盛事在中國舉辦之餘, 也不能忘記要改進的東西. 三. 中國要和平崛起, 整個民族必須如謙謙君子, 不忘自省. 聖火傳至香港, 當然高興. 但是不是因為高興就可以忘卻一切, 瘋了的叫"中國加油", 狂歡尖叫? 先要問: 爲甚麼叫"中國加油"? 你有見過別國辦奧時國民在叫國家"keep up the good work"麼? 每一屆奧運都在宣揚和平, 宣揚搏愛, 宣揚世界大同. 我們叫"中國加油"卻是在宣揚"中國人也行", 宣揚"我們是中國人", 宣揚愛國主義, 宣揚"我們"跟"你們". 這樣的表現不得不使世人抱著懷疑的目光對待中國的崛起. 聽完"這回還不到我顯威風?"後, 必定會想這人以前受了這麼多欺負, 怕這人會霸道起來, 這是人之常情呀! 中國要和平崛起, 卻是困難重重, 外有中國威脅論, 內有藏獨疆獨台獨. 但三獨背後, 又想起中國人不是"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的嗎? 怎麼藏人回人, 跟我們這麼不一樣卻都是中國人? 他們宣稱要獨立, 不是也可以理解嘛? "新疆"一名更在在說明了, 那是新的土地, 本來不屬於中國的... 不想現在的中國分裂, 不是不行, 但必先以德服人, 不要給人漢人欺壓其餘55族的感覺, "則四方之民, 繦負其子而至矣". 爲甚麼世界各地都有人高舉雪山獅子旗來"搞破壞", 恐怕不是要問來抗議的人, 而是要問中央政府做了些甚麼未盡大國之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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